柯文哲指出，民眾黨也重新修訂黨內標準，區分一般黨員、黨職人員、競選公職者，應有不同程度要求，他不贊成以前犯錯就完全否定。
」薛煒育強調，最終能否合乎《刑法》19條的減刑條件，是由法官綜合考量所有事證、做出決定。案發前自安養機構返家，並未按時服藥，可能因此發病，導致辨識能力、控制能力顯著減低，應依《刑法》第19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
法官認為，朱男曾有多次殺母念頭，過去都能控制，不可能在案發當日突然無法控制。另一法官則認為，朱男長期生病導致智識能力降低，但動手殺母時仍可理解自身行為的意義。此外，案發當下朱男心智並無扭曲，也沒有精神障礙症狀導致行為失控。小燈泡案的王景玉，長期罹患思覺失調症，妄想自己是皇帝，要砍庶民的頭顱才能傳宗接代，獲判無期徒刑。薛煒育表示，採取精神抗辯的案件會先進行司法精神鑑定，由精神科醫師、心理師和社工師等專業人士組成團隊，查閱所有案件相關證據、對被告及其親友進行訪談。
法院認為朱男雖有精障，但不符減刑條件，一、二審均判無期徒刑。判決也指出，朱男被發現時，一開始對警察謊稱「在殺豬」，後來發現瞞不住才承認殺人，並企圖毀屍滅跡。消費者一味追求虛榮，不關心標示背後的真相，同樣也是一大問題：對許多本身不產橄欖的國家來說，義大利「就是」橄欖油的代稱，所以我們願意為了瓶身上的國名掏出更多的錢來購買。
使用提煉種子油所用的除臭和淨化技術，或甚至是以化學方式從橄欖核與橄欖枝萃取出的油，都可產出極其清淡無味，能輕易與純橄欖油混合的油品。倒在盤子上呈綠色的便宜橄欖油極不可能是真貨（添加色素是輕而易舉的事）。首要的責任在於義大利。誠實的零售商已幾乎無法判別供應商提供的是否為假油，而如一位業者哀嘆地向穆勒透露，他們也更難以合理的價格販售好油：「客人在試喝味道濃厚的油時，會說道：『唉呀。
而此種情況也讓詐騙分子有機可乘。此種情況對製造商來說自然有利，但對試圖產銷純正橄欖油的農民卻有破懷性的影響。
文：亞歷克斯．倫頓 橄欖油詐欺事件 本書討論了眾多食品詐欺事件，但在橄欖油的悠長歷史中出現過的騙局、盜竊、毒害、劫掠事件及不當交易手段，比任何其他食品都來得多。作家查爾斯．奎斯特—瑞特森（Charles Quest-Ritson）在2007年擔任《食物面面觀》佳賓時，說明了頂級橄欖油的味道是如何演變：「傳統的味道——萃取自完全成熟的橄欖——是清爽、溫和並帶有杏仁味的。因此，現今監管食品標示的人員仍是忙碌不已。編輯希望能藉此一探「關於昂貴橄欖油的真相」。
當局依然未想出有效打擊假油的辦法。2018年，百得利品牌所有人，西班牙食品大廠迪歐萊奧（Deoleo），同意支付700萬美元來和解此案，而雖然百得利的標示上仍有許多義大利相關字眼，但其僅說明橄欖油是產自歐盟地區。兩者各占有一席之地，此外尚有許多其他的風味……」不過所有愛好者都同意，要稱得上是優質初榨冷壓橄欖油，關鍵在於擁有鮮明的風味。目前義大利每年生產約30萬噸的橄欖油。
查看是否有產地名稱認證：歐盟執行委員會的（European Commission）PDO（Protected Designation of Origin，受保護原產地名稱）、DOP（義大利相同標章）都是值得信賴的認證標章。熟食店老闆選了一瓶看來極為可疑的「義大利初榨冷壓橄欖油」做為他最喜愛的橄欖油（但這瓶油是在TK Maxx折扣店用1.99英鎊買來的，價格是他自己店內初榨冷壓橄欖油售價的1/10）。
但這樣的結果並不令人意外：如一位歐盟官員對美國作家湯姆．穆勒（Tom Mueller，旅居於義大利盛產橄欖油的利古里亞大區〔Liguria〕）透露，用其他油品假冒橄欖油，或用低等橄欖油充當較上等的油，所得獲利「堪比走私古柯鹼，但卻沒有任何風險」。穆勒在他所著的《失去貞操的橄欖油：橄欖油的真相與謊言》（Extra Virginity: The Sublime and Scandalous World of Olive Oil）一書中，深入挖掘了假油的來龍去脈。
進口商在得知他將自己的頂級產品評為「令人作嘔」後勃然大怒奢華的國宴與展現中國傳統工藝的貴氣禮物，如絲綢、漆器和景泰藍花瓶，都是基本配備。第一種策略強調的是送禮國的文化。如果想瞭解現代國家元首與政府首長選擇外交禮物時背後的考量，有一份參考資料可以幫助我們看出其中端倪，那就是美國每年針對包含總統在內的所有公務員收到來自外國政府且超過法定「最低價值」的禮物所發行的《聯邦公報》。比方說以色列總理艾胡德．歐麥特（Ehud Olmert）曾於二○○八年送過一輛登山腳踏車、自行車衣、短褲和背包給小布希總統，就完全是在滿足小布希對山地自行車運動的愛好。讓人回想起送禮國與美國之間特定正向連結的禮物，就屬於這種策略的標準範例。
第七種策略是送昂貴的名牌。第三種策略是表現出對美國文化與價值的讚美。
二○一五年，沙烏地阿拉伯國王沙爾曼（Salman bin Abdulaziz al Saud）送給歐巴馬總統價值總計五十二萬兩千九百七十二美元的禮物，其中包括兩座鑲有各種寶石的銅馬像。送出可以呼應舊禮物的新禮物，進而創造出雙方感情不散的溫暖感受，這樣的思路也可見於中國對美國的贈禮選擇中。
例如愛爾蘭共和國總理肯尼二○一三年送給歐巴馬的裱框葉慈詩作《茵納斯弗利湖島》（The Lake Isle of Innisfree）。這些禮物都讓人想起一九七二年尼克森總統送給中國的麝牛，那是感謝中國致贈兩頭熊貓的回禮。
二○一三年在北愛爾蘭的厄恩湖渡假村，英國首相卡麥隆於八大工業國高峰會送給歐巴馬的禮物包含當地名店Co Couture的巧克力、一瓶威士忌、關於北愛爾蘭的書籍，以及有著酢漿草花樣的瓷杯，即為一例。高峰會往往是在無窗的會議場地中進行高強度的討論，與會者因此會有一種不知自己身在何處的感受，這時送給各國代表團首長的禮盒就可以發揮提示的效果，讓人一看到裡頭的筆、公事包和隨身碟，便想起該場會議的初心，同時找回具體的地方感。瑟勒芒斯（Eline Ceulemans）在她的著作中檢視了中國領導人胡錦濤與習近平從二○○三到二○一九年送過的禮物，結果發現兩種截然不同的送禮模式，一種將外交禮物視為國與國之間正式交流的媒介，另一種把它當成送給個人的東西。三年之後，時任中共副總書記的習近平又送了一幅《五牛圖》的複製品給歐巴馬，外加一顆簽名籃球。
這可以說是一種結合前述兩個特質的禮物，維持個人化禮物表象的同時，又突顯出送禮國的特產與形象。像是汶萊蘇丹曾在二○一四年送給歐巴馬一堆小東西，包含一只胡桃木的起司托盤，還有企鵝形狀的泡茶器。
有些送給美國總統的禮物則是針對出訪的目的所挑選的象徵物品。如在小布希與歐巴馬在任的十六年當中，總統獨自或偕同第一夫人共收到一千零九十九份登記在案的禮物，平均一年將近六十九份。
接下來的三種送禮策略皆強調禮物供個人使用的特質，雖然在這類高度受到管制的交流中，充滿著各種限制讓美國總統其實沒辦法私藏禮物或將它據為己用。我們之前也提過，此種做法最常見於一小群以中東為主的國家，對他們而言昂貴的禮物象徵著送禮者的身分地位與慷慨的氣度。
二○○三年五月，新加坡總理吳作棟曾前往美國簽署美國與新加坡的自由貿易協定，他那時送給小布希的禮物就包括一枝黑色的日本並木鋼筆。第五種策略送的是沒那麼高貴但仍舊相當不錯的禮物，反其道而行的做法旨在創造兩國領導人之間一種不拘小節的親切感。總之，第四種策略訴諸的是美國總統的個人興趣。我們之前提過的、英國首相戈登．布朗在二○○九年送給歐巴馬的兩樣禮物—皇家海軍堅毅號的裱框委任狀與用皇家海軍塘鵝號船身木材做出的筆筒，便是在向英國維多利亞女王送給美國總統海斯並傳為佳話的禮物堅毅桌遙相致敬，而堅毅桌的歷史典故，又讓人想到當年英美兩國在極地攜手合作的情誼。
為了簽署條約而出訪時所送的筆，或是在有具體議程的高峰會上所送的禮物，都是這類贈禮的實例。如墨西哥總統尼托（Enrique Peña Nieto）就曾於二○一四年送給歐巴馬一張有美國國旗圖案的羊毛毯。
第二種策略試圖彰顯雙邊關係的強固。儀式性的贈禮常見於中國以老大哥自居時的場合，像是他們和北韓會面的時候。
雖然界線顯然十分模糊，聯邦公報裡的簡略描述也顯示禮物的本質與其代表的意義並不總是那麼清楚，但我們還是可以根據選擇禮物時的主要考量大致分出七種送禮的策略，其中三種基本上把禮物視為兩國之間的正式交流。我們在前言提到過的、義大利總理西爾維奧．貝魯斯柯尼（Silvio Berlusconi）送給小布希的三條巴提斯托尼真絲領帶，還有拉烏．卡斯楚在二○一五年送給歐巴馬的雪茄，都屬於這一類